夏朝传说第二十五章

夏朝传说第二十五章，涂山大会之后，禹的个人威望达到顶峰，内心中不免有些膨胀，开始经常出游巡视，目的当然是给各地的新封诸侯和原有的诸侯传递信息。京城的事情名义上由伯益主持全局，具体的事情却是启在做，禹的目的当然是给启联络群臣，积攒功绩创造条件，因为在内心中，禹接受了联通的意见，内定了启是夏朝的接班人，但是人算不如天算，禹在巡视江浙一带茅山附近的时候，心脏病发做脾气变坏，在身体非常糟糕的情况下，命令各地诸侯汇聚茅山聆听训示，目的就是再一次考察诸侯对自己的忠诚。诸侯们自然不满，因为茅山地区虽然名义上归附了夏朝，其实很多地区还处于氏族部落时期，独立性比较强，加上这一地区经济不发达，道路情况糟糕，气候炎热潮湿，中原地区的诸侯不适应这里的气候，路途又远，自然环境，加上人文环境不好，导致很多诸侯延迟了到达时间。在等待诸侯到来的过程中，禹旧病复发，心脏病重了，就此一命呜呼，一代雄杰大禹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惨死它乡了。

禹的突然离世，按照规定，他制定的继承人伯益应该上位，伯益也的确做好了上位的准备，但是我们知道，华夏民族真正帝王制度的强权传承制度的实行是在周朝、周旦制定“周礼”之后的若干年，因为一种制度的形成被臣民的普遍认可，尤其是被精英阶层的认可，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绝不是因为某个法令的颁布就可以的。虽然禹在后期强化了这种制度的合法性，强化了大中华的统一性，但是因为时间不长禹就去世了，这种对新体制的认可远没有达到深入人心的地步，因此禹的离去导致朝政混乱，各方势力蠢蠢欲动是必然的。

禹用强力手段建立了九州，下派了官员，但是原来的氏族首领并没有心悦诚服，某些氏族的力量仍旧强大，只是因为军事力量，政治力量没有能力和朝廷抗衡，加上对于禹个人的敬畏，才形成这种看起来的大一统，实质上服从是表面的，遇到了风吹草动就会兴风作浪。中华民族后来之所以屡经磨难而不倒，就是因为这种大一统形成的过程中几经反复，多次折腾，最后因为强势帝王的不断打压，融合，最后在文化趋同，信仰一致的情况下完成的。这个过程可以说是历经很多劫难，才铸就了中华民族这一强大的整体意识。通观世界各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经历过如此多的磨难，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将几百上千的民族进行融合，变成统一的民族，拥有共同的文化意识，风俗形态，这就是这个民族最不可能被撼动的根本原因。

按照尧舜禹留下的禅让制制度，禹的突然离去，伯益成为继承人无可厚非，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因为人心变了。当奴隶制出现之后，社会的经济文化发生了巨大变化，何况这种制度本身就是由下而上生发出来的。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多，黄河的治理，来自于民间的精英最早看见了机会，也是他们最早抛弃了舜的德政和道德，这种抛弃是物资丰富的必然，因为相比于宗教般的道德，自我约束，对于财富，富裕生活追求的巨大动力根本就不是道德修行可以比拟的，因此下层的精英强烈要求社会制度进行变革，他们在个人奋斗，创造财富的过程中，历经劫难，最后能够成为大中地主，大中工厂主，大中商人，无不是人精，很自然的，这些人就成为了社会的主要支撑力量。由这些人主导的经济文化都强调强者，能者致胜的丛林法则。禹正是因为看见了这一点，因势利导，顺势而为，对于社会变革进行了宗法上的认同，建立了夏朝，宣布了原始社会的终结。

一个新制度的建立，一定要反复折腾。君不见，春秋战国很多诸侯国都进入了封建社会的前期，我们的大圣人孔子还在高叫“克己复礼，”足见一种制度的形成是必须经过血与火的考验，新兴阶级和保守势力必须要进行一场刀对刀，枪对枪的较量。禅让制和分封制同样如此。

作为奴隶制度的实际继承人，启从内心中就不认可禅让制的继续存在，因为这是统治者必须消灭的核心。不废除禅让制，奴隶制就不可能真正建立，因为奴隶制的核心是以父权代替公权的，而父权制度已经被中下层多数精英普通认可。

夏朝奴隶制王国是在原始公社制度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的必然产物。在原始公社制度逐渐解体的过程中，财富的增加，对于剩余物质的追求起到了催化作用，而父权家长制家庭就成为一种绝对的摧垮力量。奴隶制国家的世袭王权和世袭贵族，就是以父权家长制家庭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因此，当国家形成之后，各级贵族组织，新兴富裕阶层当然要保持旧有的血缘联系，严格区分姓氏，王室，而分封各部族。禹建立夏朝之后首先就进行了分封，土地改革上选择了公田和私田两种，公田是不准买卖的，属于氏族和国家的共有财产。贵族们除保持他们所由出生后带来的姓氏之外，又以封地建立新姓氏，官员士大夫以邑为氏。在各级贵族之间，依姓氏的区分建立了各自的宗族关系。这种宗族关系，虽然沿袭了旧的氏族组织的遗制，但是实际上是以父权家长制为核心，按其班辈高低和族属亲疏等关系来确定各级贵族的等级地位的。奴隶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国家法律公开承认等级制，而各个等级之间有着严格的区分，例如奴隶不能担任公职，不能拥有个人财富等等。

启如果想彻底摧毁禅让制，就不能承认伯益的大王地位，最后取而代之。从法律角度上来说，任何人这样做都是有难度的，但是启拥有先天的自然环境和人文准备。在夏朝时期，文化和经济中心在中原地区，尤其是经济条件，远远高于其它地区。这里的多数富户都是在大禹治水之后发展起来的，他们靠自己的独立打拼，积累了丰厚的家财，建立了以父权为代表的氏族家庭，从心理上对大禹是感谢的，对于奴隶制度是拥护的，因此在这些人的心理，启是能干的，是出色的领导人，何况他还是大禹的儿子，理所应该成为夏朝的当家人，因此对于禅让制是反感的，因为禅让制合法的本身就在说明，他们的父权很难得到世袭，如果他们死后，家里巨大的资产属于族里的非嫡系传人，这些人是不会忍受的，在他们来说，财产只有让儿子继承，自己才会闭上眼睛。那么以此类推，夏朝是大禹辛辛苦苦建立的，继承人就应该是启，而不是别人，这个新兴贵族集体数目庞大的惊人，启有了这群人的认可，等于有了经济上的保证，精神上的支持，这个条件是伯益不具备的。

第二个有利条件是，禹在心理上认定启是自己的继承人之后，就有意识地让启去做更多实际上的工作，用工作成绩点醒大臣，让他们耳闻目睹地看见启是多么能干，多么出色。启也在不断创造工作政绩地过程中，提拔和培养了大批年轻官员，这些官员的思想和启接近，富有朝气，能干，在中下层的民间拥有很高的威望。与此同时，伯益则被禹安排去主管驯兽的单一工作，虽然伯益在这个方面也取得了杰出成绩，但是工作过于单一，权利也就单一了，而在朝廷工作之中，驯兽工作并不是重要的工作，朝廷重要的工作首先是司法，吏治和军事，这些方面启无不涉略，也都做出了政绩，尤其在司法方面做出政绩其实很难。它要求启懂法，做事公正。在舜时期，因为强调道德，很多官员都认为有钱人是为富不仁的，因此在判定官司的胜负时候，是从感情出发的，从一开始就像穷人倾斜，给很多穷困潦倒的痞子，二流子，刁民制造了机会，让某些富裕的人有理输掉了官司，造成了富裕阶层的极大不满，但是每一次官司的最后打到舜那里，舜都是倾向穷人，久而久之就造成了很多地方官有法不依，判刑的依据不是法律本身，不是事实，是看你是不是穷人。

启在主管刑律之后，大刀阔斧地进行了纠正，提倡判刑必须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做依据，不准凭个人感情判刑。这样一来就纠正了很多冤假错案，在社会上造成了巨大影响，最后很多穷人也拥护启的决定。这样的功绩是影响巨大而深远的，由此启不但懂法，而且做事公正的美名传之于众，为他的政绩增添了很多分数，因此，几年下来使他不但在官员队伍里威望素著，在民间的口碑也非常不错。

第三点启本人情商高，特别会处理官员之间的关系，做事情都是有的放矢，从来不干沽名钓誉的小事情。例如益就喜欢在民众面前展示自己节俭，朴素，看见要饭的会周济，这样做固然会博得一部分下层民众的眼球，但是这些人本身在社会上没有地位，话语权就更谈不上了，帮不上真正的忙。启就不做这种无用功，他也帮助人，但是从来不帮助乞丐一类的穷人。例如他曾帮助过一家木器的作坊起死回生，后来这家木器作坊做大了，就在圈子里宣讲启的品德，而他参与活动的这个圈子里的人都是有钱人，他们和有势力的人有瓜葛，这样启就打开了另外一片天地，在中上层人群中拥有了威望，这些人虽然没有很大的话语权，但是因为有钱，还是可以做不少事情的。加上启在主管刑律的时候执法公正，救了相当一部分富人，他们也成为了启的免费宣传员，启的社会威望当然就提高了很多。

启还有一大臂助，这个人就是联通，联通是在启没有野心时候的第一个启蒙启的，因为发现了启在政治方面的敏感，做事情能力上的突出，联通最早在启耳边告诉他，他是大王接班人的最佳人选。也是联通最早在大禹耳边提醒禹，启具有当大王的潜质。还是联通告诉启，为了做大王，如何去做人做事。当禹突然离世之后，联通又是第一个止于悲痛，告诉启，眼下最重要的是团结大臣，获得大臣的支持，进而夺取大王的位置。至于祖上留下的规矩禅让制，在联通眼里就是狗屁，因为尧舜制定的所有规矩在联通眼里都是狗屁。他告诉启，一切利益只能自己争取，不要受任何条条框框的束缚。有了这样的老师，启就是想规规矩矩做个大臣都很难。只能选择做大王。

基于以上的优势，加上个人的政治野心，启当然不可能心甘情愿地做一方诸侯，在伯益麾下吃残羹剩饭。如此一来，一场龙争虎斗不可避免了。

二

按照前朝定下的规矩，王位的指定人在大王离世之后不能直接上位，要假做谦逊远离王宫，躲到河水一边去另起炉灶，把王宫让给大王的儿子入驻，但是朝廷的政务还是由继承人来处理，这样三年过后，做了三年孤家寡人大王的那个人，只能灰溜溜地让出龙椅，这样的戏已经上演了好几次。例如尧让位给舜的时候，舜就装模作样地把丹朱请回来，自己来到河对岸办公，大臣们心知肚明是怎么回事，有事情都去河对岸找舜，这样舜就博得了让贤的好名声，什么事情也没有耽误，损失自然就谈不上了。

禹继位之后也依样画葫芦地照做了一遍，把王宫位置让给了商均，自己同样远离的王宫，在河对岸建立临时“办公室，”大臣们只能把演过的戏重演一遍，人人都知道这样做非常虚伪，但是不会有人点破。这种虚伪的方法传之后世，很多篡位的大王怕自己上位名不正来言不顺，就打开古人的墓穴，把上古时候的戏曲拿出来“古为今用，”最有名的是曹丕篡位和司马炎夺权。

伯益本来是个老实人，破坏规矩的事情当然不会做，结果就真的把自己的办公地点搬到了河对岸，然后等待大臣找他来办公。至于王宫朝廷正堂，自然让给了启来坐，只是他没有想到，启没有谦让，也没有虚情假意地不去办公，而是货真价实地做起大王来，多数大臣也没有按照旧规矩来做，而是把启当成了新主子，请示汇报一样不少，启的门前终日车水马龙，伯益的门前却冷冷清清。

益当然是气坏了，因为他绝对没有想到启敢于不去遵守前代帝王定下的规矩，没有想到启真的有野心来鸠占鹊巢，伯益做人虽然老实，可是面对这样的事情，就是佛祖复生恐怕也不会无动于衷地主动退让的，更何况这不是他个人的事情。皋陶死去之后，伯益就成为涂氏一族的代表人物，伯益个人可以窝囊，可涂氏一族不能窝囊，那样一来，涂氏一族在夏朝就没有地位了，这就不仅仅涉及到脸面的问题，而是涉及到很多的实际利益，因此伯益的外甥俊哲，现任涂氏的掌门人就找上门来。

“舅舅，您老真能安之若素啊！看看您的门前冷冷清清，您再去看看启的门前，门庭若市，您是禹王指定的继承人啊！”

“我当然知道，那又能怎么样？启是禹的儿子。”伯益摊开双手苦笑地说。

“舅舅，别说启是禹的儿子，他就是舅舅的亲儿子，大王的位置也不能让啊！”俊哲目光严厉地看着伯益说，他是个敢作敢为的中年人，在涂氏一族中威信很高，以做事**著称。

“我没有让啊！只是按照规矩去做的，但是没有想到大臣们并不遵守规矩，他们主动往启哪里跑，我又不能把启从王宫里撵出来。”伯益皱着眉头说。当然后面发生的事情才是让伯益苦恼的，是他束手无策的根本原因。

“舅舅，您太老实了，在我看来这件事整个就是阴谋，您被禹父子算计了，做了冤大头还不知道。”俊哲听伯益这样说，眼珠一转，立刻看出了里面的门道，提醒伯益说。

“你没有吃错药吧！禹会算计我？”伯益生气地说，在伯益的心理，禹是高大的神，神怎么可能会搞阴谋诡计？

“忠厚固然品德高尚，可是品德高尚是做不了大王的。大王百发百中的善于玩阴谋，阳煤，没有这两下子，他们的脑袋不知道会搬家多少次了，舅舅，您看来是个好人，不是合格的政治家。”俊哲叹息地说，有点“怒其不争”的愤怒，因此说出的话就带有讽刺的成分。顾不得谁大谁小了。

“你想让我怎么样？”伯益闷声闷气地问，感觉懊丧，自己本来够憋气的，对方还来讽刺自己，难道自己欠他什么？“做不做大王是我自己的事情，和别人没有关系。”

“舅舅说的不对，没有做大王的时候，舅舅是个臣子，当然可以自己做自己的事情。现在不一样了。如果舅舅只是做个名义上的大王，或者有一天，名义上的大王做不成了，那就是涂氏一族的耻辱，怎么能够是自己的事情？”俊哲进行了反驳，感觉伯益糊涂，心说难道他不明白，他之所以能够坐在今天的位置上，仅仅是因为自己能干？没有涂山族做后盾，禹会重视他？在贫民队伍里，绝对不会缺少比他有才干的人，他们为什么不能上位？这个道理和一加一同样简单。

伯益一怔，感觉俊哲的话有道理，做不做大王还真不是自己一个人的事情，自己身后有个涂山氏族啊！

“你说怎么办？”伯益的口气软了。

“给启下命令，让他老老实实地待在王宫里，不准和大臣来往，更不准对大臣下指令。”俊哲说。

“指令可以下，但是启不听怎么办？”伯益皱着眉头说，他当然知道启的性格和魄力，明白启不是个容易被人摆布的主。

“他敢？你是大王。如果他违反大王的命令就是忤逆，可以动用国家的法律对他进行制裁。最后实在不行，霸王硬上弓，强制处理。”

俊哲毫不迟疑地说，后面话的意思非常明显，就是要动用强制手段，伯益听后有些迟疑没有回答。

“大王不用担心什么，涂山族是你的后盾，我现在就回去准备。

准备什么伯益心理明白，一旦撕破脸，多年的关系就断裂了，再也没有修复的可能，自己能够做到大王的位置上，和禹的提携是分不开的，这样做是不是无情无义，会不会被大臣们耻笑？如果俊哲知道伯益在这样地想问题，一定会绝望的，因为伯益不明白在王位的问题上，唯一重要的是位置，现在事情紧急了，伯益的脑海里却在想些鸡毛蒜皮的利益，这种人哪里配做大王？

看见伯益没有回话，俊哲认为伯益被自己说服了，就命令伯益的手下去王宫给启下命令，让他停止做大王才应该做的工作。

启会听从么？答案是否定的，启虽然比伯益年轻的多，但是就政治成熟来说，早就超过伯益不是一点半点，是好几个身位。有些人是天生的政治家，启就属于这种人。按理说，启受的教育。身处的环境并不好。出生之后很多年，过着有父亲，等于没有父亲的生活，因为大禹治水整整在外漂泊了十三年，这个时期启只在襁褓中，远远地看见过父亲一次，整个童年，青少年都是在母亲身边度过的，对于社会的冷暖和复杂知之不多，更不用说争权夺利了，真实地说，禹的出色政治能力并没有给启带来政治效应。但是当启来到京都，回到禹身边，很快就适应了官场氛围，就明白了社会是个什么样的学校，融入的非常快。当然，他后来的进步和联通的引导分不开，问题是，联通并不是个很有心术的政治家，他只是看问题一针见血，拥有战略远见。但是启却在复杂的社会里，发现了某些事情真谛。当联通告诉他人生的目标是什么，启就全盘接受了，甚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就不能不说是得益于天资了。因此当禹突然离世，启很快地擦干了眼泪，明白自己该挣什么了。因为联通不止一次地给他讲过，尧舜在自己离开之后，丹朱和商均生活的有多惨，落配凤凰不如鸡的感觉让启脑后冒凉风，启明白自己绝对不能走他们走过的老路，命运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因此早就打定了主意：不管祖上留下的规矩，一定要拼命争得属于自己的地位。很显然，就这一点来说，他不但比伯益看的清楚，心智也远比伯益坚定。因此伯益让出王宫之后，他不是待在王宫混日子，做待宰的羔羊，而是主动出击。让手下人去通知大臣，他仍旧像过去一样在主政。

这个就得益于禹的安排了，因为禹在离开世界的后期，启在朝廷中，实际上的地位是在禹之下，在所有的大臣之上的，因为朝廷所有的重要工作，几乎都由启主持，伯益只是主管单一的驯兽工作。现在他告诉大臣，自己仍旧主管这些工作。大臣自然乐意服从，因为启的工作能力，做人的道德品质，大臣们早就领教了。尤其在许多大事情上，因为禹的放权，启的魄力让他在工作的时候打破了很多陈规旧俗，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这些新的措施很得人心，尤其受到负责具体工作大臣的拥护，在官员队伍里建立了很高威望。如今启还是一如既往地行使权利，他们当然高兴。相比于启，伯益属于老派的，规规矩矩型的，不敢破坏旧规，而现实社会的变化，要求旧规被破除，但是益没有这个胆识。

一个出色领导人的权利，不是给他戴上高高的帽子就可以得到的，一个人真正想获得权利，必须表现出不同一般的领导能力，至少在王气霸气中应该有一样，启两种气都不缺，因此很多官员愿意配合启做事情，因为启绝对敢担当。要知道，当启打破旧规，要求属下做事情的时候，本身是有风险的，这个时候下属是缺少信心的，因此他们的领导者必须表现出敢于担当的勇气，而启在这个方面非常出色。即使错了，也是主动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从来不推诿下属，这样的领导人，怎么可能不得到官员的拥护？一个得到大部分官员拥护的领导者，又怎么可能不得到权利，因此当启打出招呼的时候，多数官员是欢呼雀跃的。

那么启不知道这样做有危险？因为在法理上伯益是未来的大王，他是在和大王唱对台戏，当然知道，但是启属于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那种人。一个出色的领导者，就是看你在关键的时候有没有放手一搏的勇气，启不缺少这种气概，但是也不会蛮干，善于使用心机也是启的主要智慧之一。启的打法不是收敛，而是张扬，因为他的目的是激怒伯益，让伯益先出手，这样在道义上不会吃亏。如果自己先出手，在道义上就有忤逆的嫌疑，因此只能逼伯益先动手，虽然后出手被动，风险大，但是启还是决定冒风险。出于对伯益的了解，启知道不到一定程度，伯益是不会出手的，所以冒险也得冒，因此他每天从早忙到晚，不停地接待大臣和地方官员，安排他们去做事情，禹走后，朝廷的工作秩序一点没有乱，一切还是像过去那样井井有条。给外人的感觉是禹还活着，因为朝廷还是原来的朝廷，启还是那么勤奋，有条不紊地指导下属工作，朝廷的运行还是那么秩序井然。启做的越好，对伯益的刺激就越大，这一点启是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