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传说第三十章

夏朝传说第三十章，下面联通要提的问题自然是粮食了，雎阳地区市面的粮食倒是不缺，但是因为经济发达，商业兴隆，因此所有的物价都比周围地区高一到两层，可是你又不能去雎阳外面去买，因为加上运费，人工就差不多了，因此雎阳地区的物价一直居高不下。正因为物价高于外面，利益比外面大，因此商家愿意来这里做生意，获利容易啊！而启率领崇族人的到来，加上不停地扩充军队，等于增加了这里的消费，尤其是粮食消费，因此粮食照比原来又贵了不少。

金老板在黄河治理好之后，收买了靠近河滩的万顷土地，看见了土地升值的潜力，金老板并没有卖出一亩，至于种地的农民他也不缺，因为最早囤积奴隶人口的是他。有了土地，有了充足的劳动力，他的麾下又有专业从事农业研究的技工，因此他的土地本身就肥沃，加上农业专家不断地推出合理种植的方式，因此他的土地上的种植比别人的高产，经济作物又都是套种的，还发现了过去没有种植过的多种农作物，因此农业的收成非常可观，所以在联通提出粮食问题的时候，他告诉联通，可以为军队运来十万石军粮，这又为启省下一笔巨大的开销，仅仅是铜和粮食的价值，已经超过了一万两银子了，就是说，片刻之间，金老板等于奉献了两万多两银子。然而这并不算完，金老板最后还支援启三千个奴隶，这个就不是用钱可以计算的。

如果按照朝廷规定，奴隶是没有资格当兵的，因为当兵都是自愿报名的贫民和贵族子弟。朝廷之所以做出这样的规定，是因为朝廷没有购买奴隶的钱财，也没有办法承担奴隶家人的费用和开销。但是使用金老板的奴隶是另外一回事了，第一不用出钱购买，第二不用承担他们的家庭费用，第三就是将来战死，朝廷不用给抚恤金，说穿了是启白白地使用这些人，直到战争结束，这些人才能够归还金老板。至于这些人当兵之后，家庭需要的开销照顾，死人后的抚恤，一律由金老板出。这是个只赚不赔的买卖。

至此，启看见金老板的大手笔不能不发出感慨：“得君一人，胜过十万大兵。”

双方交谈了一个下午，临走的时候金老板告诉启：他会拉来更多的商友为启助威，启先谢了，但是也没有忘记对他说，有什么需要可以说出来，金老板就爽快地告诉启：他准备送几个侄儿来队伍里历练，启当然明白“历练”是什么意思，立刻表示欢迎。

得到了金老板的大力支持，启的感觉就是打了鸡血般地兴奋，随后命令联通派人购买战马，他不但要组建步兵，还要组建车骑兵，拉开架势和伯益进行正式较量。

伯益并不知道启得到了强援，还在按部就班地做他的大王梦，军营里却出大事了。原来俊哲做了军队统帅之后，原来的统帅于飞被强逼退休。于飞虽然走了，但是于飞的几个侄子都在军营担任将官，当然还有他的小儿子于彤，这些人虽然官位不是很大，但是都是带兵的将官，本来对于飞被撤职一事非常不满，俊哲为了巩固自己在军中的地位，把涂山氏的亲信塞进了军营，这些没有任何政绩的新任官员，进入军营不久，一个个就坐飞机似的往上升，最厉害的一位做到了南大营的付帅。

军队这样的地方 是讲究资历和战斗力的，他们有一套不同于行政部门的潜规则，就是官职大不一定代表你有威望，而没有威望的你虽然是大官，也不容易指挥动部队，因此俊哲的用人惟亲的方略当然要遭到军营的嘲讽和抵制，导致军队中不满情绪在不住蔓延。俊哲害怕军队出事，就派出了一些暗探，只要发现对他不满的，散布流言蜚语的，要么驱除出军队，要么撤职降级，如此的霸王硬上弓，虽然控制住了表面的不满，但是私下里不满的人更多了。

这个时候联通派出做军队工作的地下工作者找到了于彤。于彤本来对于父亲的遭遇就恨的牙痒痒，现在听说启在雎阳起兵，准备投靠启。但是做工作的那个人不希望他就这样走，让他多串联一些人反出军营，他就开始联络和他一样对于俊哲不满的中下级军官，只是事情做的不够机密，被密探发现告发了。俊哲就把于彤等一批中下级军官抓起来，严刑拷打，逼他们揭发别人。挺不过刑罚的只能照办，后来的结果就是蝴蝶效应，越抓越多，弄的人人自危。后来伯益知道了这件事，感觉俊哲的做法欠妥，出手制止，这件事算是画上了句号。但是经过这样一场抓**的行动，很多中下级军官被清洗出了军营，有的军官还被流放了，这样一来，军队中的中下级军官出现了大批空缺。俊哲并没有意识到他的作为对于军队战斗力的破坏有多大，变本加厉，趁着军官不够用的机会。把更多了涂山氏族的人提拔成军官，表明看起来这件事对军涂山氏族有利，因为有了军官就可以控制部队，实际上严重地削弱了部队战斗力，因为中下级军官多数都是在战场上杀出来的，有实战经验，有战场的临战指挥才能，这些本事才是能够带兵的资本。而俊哲突击提拔的军官多数都没有这样的资历，当然难以服众。

军队的**在和平时期不太容易看出恶果，可是一上战场就会原形毕露，因此一个政权能不能够得到保全，最重要的是有没有一支有战斗力的部队。如果想让这个政权垮台，最快的办法就是让军队**。俊哲的治军方法任人唯亲，提拔军官过于随意，如此的胡闹做法，等于在挖伯益的政治根基。

军队被俊哲乱搞，朝廷中行政官员的洗牌工作也在悄悄进行。伯益为了对万民百官宣示自己继位是禅让制的正统，全面恢复舜时期的德政体制，修改已经被禹废除的法律，重用舜时期的道德君子。而禹后期选材的标准第一是个“能”字，益变成了第一个标准是个“德”字，这一字之差其实把很多人才排除在朝廷中枢权利之外，因为德这个东西本来就很难说清楚好坏，多半和一个人的情绪认识有关系，而很多被大家认为德高望重的好人，其实没有实际工作能力，有真正工作能力的能人，多半会有这样那样的毛病，因此拿德来考证有能力的官员是最不靠谱的，甚至是害人的。你有你对德的认知，他还有他对德的认知，这里没有统一的合乎天理的标准，如果非要用统一标准进行选入，结果就是管仲，吴起，韩信这样的大才，永远没有出头之日，可是他们这样的人才又是社会上最缺少的。

治理政事上，一个国家所选的领导干部都是孟子，颜渊曾子这样的道德典范，这个国家除了亡国，不可能有别的出路。这就是为什么战国时期商鞅入秦之后，选用法家韬略才让秦国大治的根本原因。三国时期蜀国为什么第一个先亡，就是诸葛亮在选材上拿道德做考量人才的标准，而不是选能，结果就是他死之后，蜀国人才凋零，遇到魏国进攻的时候，没有可以力挽狂澜的人才。因此后世有人说，蜀国实际亡在诸葛亮之手是有道理的。

益的恢复旧制首先遭到后进官员的猛烈抵抗，这些后进官员多数都是奴隶制的受益者，他们本身或者家里有钱财，或者是蓄养了大批的奴隶，已经不可能像他们的前辈那样过着清苦生活，出入必须有高大的马车，再让他们乘牛车慢悠悠地出行，面子上就下不来，也会打乱工作节奏。至于穿粗布衣服，吃粗粝食品更是不可能的，而 这些 都是舜时期，一个朝臣的道德是不是高尚的外在表现，伯益虽然没有这样的硬性规定，显然对于上述官员是不信任的，感觉在他们身上叛逆的东西多，不符合自己对于德的定位。此外这些官员在下属和贫民奴隶面前高高在上，颐指气使的，因为奴隶社会一个最典型的特征，就是朝廷用法律形式规定了上下等级和尊卑，因此他们已经习惯了被别人尊崇，而不是奉行平等主义。

深层次的原因就是，他们已经看见奴隶社会照比原始社会，生产力在飞速提高，提高的原因是打破了原始的平均贫穷主义，让有本事赚钱的人变得富裕，而富裕的群体因为有了第一桶金，可以养活一些从事科研生产，不从事简单劳动的人群，这部分人给社会，给集体，给家族带来的变化是日新月异的。因为社会财富的集中，社会资产在加速扩大，财富的增加，给城区带来的变化是明显的。京城不再设粥厂，流浪汉要么回乡讨生活，要么把自己卖了做奴隶，吃白食的少了，社会秩序就好了很多。社会劳动力增加了，社会财富自然也就增加了。这一切变化在少壮派官员看来，得益于奴隶制度的建立，也就是得益于禹当大王，如果是别人，可能还会延续舜的德政治国，国家富裕程度，民众生活水平，社会生产力发展都不会这样快。既然禹的变革有利益社会，为什么要退回去？

新旧大臣争论的焦点其实就是：是要整个社会过贫穷日子，还是要一部分人过富裕日子，另外一部分人被剥削？老旧大臣当然要选择前者，因为前者的生活节奏慢，社会秩序平稳，如果没有天灾，生活的不累，踏实，在他们来说吃鱼吃肉和吃粗茶淡饭没有本质区别，少壮大臣不喜欢过温水煮青蛙般的生活，感觉那样活着是在浪费生命，生活没有刺激，雄激素都会退化。必须让能者富裕起来，没有本事的人只能做奴隶去伺候别人，人分三六九等是大自然规律，就像动物世界老虎狮子是一等动物，所以他们食肉，而兔子羚羊是低等动物，所以只能吃草，这是大自然的安排，没有人可以改变，强行的让大家都过穷日子，寻找所谓的平等，就是在强行改变自然界的规律，是会受到自然界惩罚的。

当这种分歧愈演愈烈，朝会就变成了辩论场，谁也不可能说服谁，新的统治者伯益其实有更多重要的事情要做，但是一切都在扯皮中流失，宝贵时间就这样消耗掉了。从这一点来看，伯益的德政就有百害而无一利，不能尽快改变，不满的情绪就会蔓延，最后很可能导致两派都对伯益不满，他也就自然成为了孤家寡人。

当伯益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心理明白，现在的自己只能态度鲜明地支持一派，反对一派，否则朝廷的工作无法进行，因此下达了旨意，把最反对德政的几个少壮大臣打入冷宫，较量才算暂停了。

四

被伯益辞退的几个中青年大臣其实都是真正的干练之才，在民间拥有不俗的威望，个人家庭也有资材，又都是不甘寂寞的人。他们实际上是新兴奴隶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在下面拥有广泛的人际关系。伯益赶走他们，等于为渊驱鱼，他们既然不甘寂寞当然要找能够施展才干的舞台，而启的新朝廷已经公开挂牌，当然是他们不二的选择。

一个大王的昏庸，首先不是他自己吃喝玩乐，是他不识人才，不重用人才，让人才流亡到敌国手里，，这才是最大的昏庸。如果当年魏王不是轻视商鞅，商鞅当然就不会跑到穷乡僻壤的秦国去大展拳脚，结果受到威胁最大的是魏国，遭受最大耻辱的也是魏国。如果项羽不是睁眼瞎，不肯重用韩信，哪里来的垓下被围，乌江自刎？这些血淋淋的教训都在讲述一个道理：人才是国家政权兴旺的根本。

这些官员来到启身边之后，立刻受到了启的破格重用，这就是气度，是慧眼识英才。随后启就派他们秘密地返回京城，也有的返回故乡，进行推翻伯益的政治活动，益等于给启预备了利剑，最后这些利剑纷纷**自己的心脏。

随着时间的流逝，原来像伯益倾斜的天平，一点点地在平衡，然后一点点地像启倾斜。历史证明，任何开倒车的人物，最后都会成为历史的笑柄。伯益本来可以不这样做，他是禹指定的大王继承人，只要把朝廷治理好，用政绩巩固自己的威望，朝野上下没有人会认为他的大王是不合法的。结果为了过分求得正统，政治上全面倒退，恢复德政，这样的政策，当然要遭到新兴奴隶主反对，而就当时的社会力量来说，这些多数靠辛勤创业成为奴隶主的新兴阶层，是整个社会的中坚力量，任何政权没有这部分力量的支持都是难以获得成功的。可惜伯益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轻易地肢解了朝堂中最有生气的一股力量，这样一来，他的政权在新兴奴隶主阶层面前就失去了话语权，因为新兴奴隶主不再肯相信他会成为自己利益的代言人，当然要寻找别的力量来投靠，因此在几个被逐大臣的活动下，京城周围新兴奴隶主开始结成团体，集体抵抗朝廷下达的有关政策，秘密地筹集钱财支援启的临时政权。

如此一来，国家财政开始吃紧，因为真正的财富就掌握在新兴的奴隶主手里，他们用偷税漏税的方式躲避交税，而更多的城市贫民虽然 想交税，但是财力有限。大批的奴隶都在奴隶主手里，他们是不用交税的。为了对付启未来的打击，伯益必须把大量的钱财拿出来供养军队，因此地方上需要花钱的时候，得不到应有的支持，这就造成了城市里问题多多，社会秩序失衡，混乱局面增加。为了制止混乱，只能增加治安衙役数目，这又是一笔不小的开资，问题是这些衙役拿到钱之后，并不会真正地为朝廷服务，而朝廷中能干的中青年大臣多数被伯益解职了，剩下一部分老迈昏庸的大臣是在靠吃老本混日子，根本没有能力去做具体工作。由此缘故就形成了恶性循环，能干活的不能用，能用的不能干活，如此的朝廷就是在混吃等死。

和益的政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越来越多的年轻才俊聚集到他的周围，更多的部族加入到启的阵营，整个奴隶主阶层倾向于支持启。结果就是，启的新兴政权由什么都缺，变得什么都不缺，这样一来，决战的时机就成熟了，启就和联通制定了秋收之后对益用兵的方略。

面对启的全面崛起，伯益自然得到了消息。作为朝廷的大王，他手下有各种各样干活的，不可能是瞎子聋子。只是他没有想到启的崛起速度远远超过他们的预见。当初俊哲告诉他，凭朝廷的人力物力，一年之内把涂山氏族的人马训练成能够作战的精兵是可能的，但是启的部族别说一年，就是五年也不可能，因为他们没有钱，没有地盘，没有物资，没有配套的支援机构，一句话，建设强大军队需要的条件启都没有，就算他能够在雎阳站住脚，凭雎阳这样一个小地方，怎么可能和朝廷抗衡？因此他们有的是时间，启没有。等到一年后涂山氏族的部队训练好了，加上朝廷现有的军队，击败，打垮，甚至全歼启的部族不过是分分秒秒的事情。

当时听完这段话后，伯益感觉俊哲的分析有道理，就没有急于对启动兵。尽管当时几个老臣不同意俊哲的分析，他们觉得有些事情并不是理论上说的那么标准，也不一定就会按照他们预估的那样发展。就像当初众位大臣谁也没有想到禹最后会成为大王一样，禹开始同意治水的时候，好多大臣认为禹在走父亲鲧的老路，因为鲧治不了水，作为鲧的儿子禹，又怎么可能治得了水？这件事摆明了是舜给禹挖的坑。但是最后的结果让大臣们大跌眼镜，禹非但治好了水，在治水过程中，禹的政治才干还得到了充分发挥，团结了大批的地方部落领袖，最后摄于禹的巨大贡献和地方部族领袖的鼎力推荐，舜不得不让禹来到了朝廷中枢，主管朝廷的人事和刑律工作，为他以后登上大王的位置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作为禹的儿子启，似乎比他父亲禹更为出色，不到二十岁就担任县令，把个麻烦不断的县，治理的井井有条，而在此之前，他连崇地都没有走出过，更不用说担任过高官了。最出奇的是，他只是率领三千儿郎远征荒服，居然大获全胜，征服了荒服。当初朝臣知道启只是率领三千人马去征服荒服，没有任何人看好，因为启并没有带兵打过仗，他的对手兵力人马是他的几十倍之多，料定他能够保住命回来就是奇迹了，但是启硬是创造了奇迹。一个拥有如此经历的人，又做出如此政绩的人，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因此对启不能轻敌，应该趁他立足未稳，打他措手不及。

伯益当时鬼迷心窍。没有听信老臣们的劝告，猪油蒙了心，就是愿意相信俊哲的话，结果一切被老臣说中，启非但在雎阳站住了脚跟，还组建了强大军队。当初俊哲预见他将因没有粮食，没有器械，武装，没有钱等等没有，一样也没有难住启，结果一年时间不到，启非但有了自己的部队，还把雎阳打造成为大本营，在新朝廷中健全了各个部门，那个架势并不比伯益领导的朝廷逊色多少，成为真正可以和伯益领导的朝廷分庭抗礼的新朝廷，此时此刻再打败启就困难多了。

还有一个是伯益没有料到的，就是没有想到启会获得那么多有实力氏族部落和富人支持，这些人根本就没有惧怕他这个朝廷的意思，而他下大力气求得的正统并没有起到真正地震慑作用。他们既然不怕承担投靠“叛军”的罪名，看来原因只有一个：就是相信启可以打败自己这个正牌朝廷，将来的江山是启掌舵。

这样一想，伯益感觉后脊梁冒凉风，因为他明白失败之后意味着什么，那是连普通人都做不成的风险，是要面对死亡的。老实说，伯益在接触禹之前，只想老老实实地做个好大臣，对于大王的位置从来没有产生过妄想，是禹的成功把他推到大王的位置上的，但是他从骨子里仍没有准备好做大王，只是当上大王之后才知道，自己被捆绑了，从此只能在大王的位置上去工作，去生活，不用去想做臣下这件事了，因为下不来了。

首先是虚荣心让他下不来，没有坐上大王是一回事，那不丢人，因为大王的位置只有一个，众多的大臣都不会生出这种妄想，但是坐上大王被人赶下王座是另外一回事，这种事情的丢人会让你没有勇气去面对人群，面对同僚和至亲好友，因此坐上大王位置的人，只能一直到死。还有，就算他的脸皮比城墙厚，可以挺过这一关，家庭的利益，家族的利益，至亲好友的利益都会受到极大地损伤，他们是不会允许他退出大王位置的，哪怕是傀儡，为了家族的荣誉，声望也必须坐在那里，这种被绑架的大王是不管你愿意不愿意的，因为你没有选择。

因此当伯益有了危机感，心情的焦躁和急迫是难以想象的，恨不能顷刻间把启碎尸万段。憋闷的情绪必须找到宣泄的窗口，但是在内心里伯益是不会承认自己失误的。在他看来最大的失误是被俊哲所误导，不是俊哲的自信，狂妄自大，他是不可能相信朝廷的部队可以轻易击败启的，也不会相信启不能组成联军的，因为从内心里，他对启是忌惮的，多多少少知道启的能力，因此伯益不止一次地和俊哲发生争吵，甚至训斥俊哲短视。

那么俊哲呢？同样委屈，他感觉造成今天的局面，是伯益的政策失误导致的，认为伯益不该开倒车，恢复舜的德政。从心理上说，作为涂山氏族的当家人，俊哲是喜欢奴隶制度的，因为奴隶制度可以让他合理合法地当部族老大，合法地拥有更多的奴隶，占有更多的部族财产，合法地享受富裕豪奢的生活。像多数有作为的中青年一样，俊哲是不喜欢过贫苦的，规规矩矩地生活的，喜欢享受物资生活的豪奢和精神生活的富足，只是他明白自己想这样做能够做到这一点，国家政策上必须给予宽松的条件，不能把平均主义做生活的导向。否则一切的想法只能是做梦

可是伯益是怎么做的，居然搬出来舜时期，已经被社会发展所证明的失败的管理方式，这才导致大批的富人中青年才俊和朝廷离心离德，转而去支持启的临时朝廷，因为启开宗明义告诉所有的人，夏朝朝廷一定要建立强大的奴隶社会，这样在争取富人的人心方面，伯益就失去了先机，何况启是禹的儿子，禹是夏朝的创始人。对于很多人来说，子承父业是天经地义的。

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不是伯益的昏聩，启的部族进入雎阳之后，没有得到当地部族和贵族富人支持，生存都是问题。首先，上万人的部族，吃饭就是大问题，没有大量的金钱支持，喝西北风去？没有人提供粮食，启就不敢扩大部队规模，没有人提供青铜，启的部队就没有装备，只能用木棍做兵器，一支装备低劣的部队，就算人人不怕死，也不可能是朝廷军队的对手。现在的启，一切条件都有了，而且还有人源源不断地接济，支持，这难道不是伯益的不明造成的？

因为这样想问题，因此当伯益把责任推到自己肩上的时候，俊哲是不认账的，因此两个人之间的矛盾只能是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