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悲欢离合2

叶处长阴险地说：“你们去得去，不去也得去！还有，别忘了你的身份。”

父亲：“我这个国民党员，是你们强加给我的，并非我自愿！”

叶处长：“现在说这些，为时已晚。余夫人，你丈夫是保密局的上校站长，**不会放过他的！何去何从，你们考虑好。”他把三张机票放在桌上：“把行李收拾好，明天一早有车来接你们！”

叶处长说完，扬长而去。

父亲忧心忡忡：“你两个哥哥走了这么久，也不写封信回来……”

母亲担忧地说：“也许叶处长说的对，改朝换代没有不死人的……”

父亲没有了主见：“梅儿，你看呢？”

我天真地说：“叶处长说余彪去了台湾……我们不妨先去台湾，如果他不在我们再回来？”

父亲：“只好这样了！”

第二天，一辆汽车开到楼下，我和父母还有孩子上了叶处长派来的汽车。到了重庆机场，我抱着孩子，带着父母上了飞往台北的飞机。

然而，余彪不在台湾。

不久，国民政府和残存的军队来了台湾。

我每天都抱着孩子在码头、车站，在溃退来台的人员中，急切地寻找余彪的身影，然而每次都失望而归。我也一次次去撤到台湾的“保密局”，但也没打听到余彪的消息。

孩子一天天长大了，我拿出我和余彪的结婚相片，指着相片上的余彪：“儿子，他是你爸爸，叫爸爸！”

儿子看着相片上的余彪，甜甜地叫着：“爸爸、爸爸！”

我转过脸去，顿时泪流满面。

我就这样在台北生活了三年。一九五二年，突然有一天，邮差给了我一封辗转香港寄来的信，当我认出是余彪的笔迹后，忍不住号啕痛哭。我颤抖着双手，撕开信封。

梅，实在是对不起，我的事情从未告诉过你，事到如今，再保密已经毫无意义了……我公开的身份是保密局渔阳站站长，实际上是潜伏在国军中的**地下党员。多年来，我只接受一个人的直接领导，除了他没有任何人知道我的真实身份，为了遵守组织纪律，我一直瞒着你。

一九四八年国共两军大战时，我在渔阳被解放军俘虏。我在狱中说出了真实的身份，遗憾的是没人相信我，我也拿不出令人信服的证据。我在狱中关了三年，写了三年的申诉材料。最后一次审讯时，我才知道与我单线联系的领导终于找到了，不幸的是，此人在两年前病故。死无对证，我被当作**分子判处死刑。

有个名叫萧寒的人，当年是八路军的旅作战参谋，他是我在黄埔军校的同学，在潼关击毙日军特别行动部的海龟纯夫大佐，就是我俩共同完成的。我抱着最后一线希望，向有关方面申请萧寒作证。在申诉的过程中，当局准许我给你留下这封遗书。梅，我对不起你，没有尽到丈夫、父亲的责任……忘了我，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如果孩子妨碍了你，可以把孩子送给善良的人……

办公室里，焦剑读到这儿，在稿件中的“萧寒”“旅作战参谋”字样下面画上着重号。他判断此萧寒肯定是当年为掩护八路军总部突围而与日军殊死血战的彼萧寒。

焦剑迫不及待地拾起刚放下的稿件，往下读着。

……

读完余彪的信，我决定回大陆去找他，无论如何也要见上最后一面，并要他看看自己的孩子。另外，我想去找那个叫萧寒的人，看能不能刀下留人……

我带着孩子经香港进入内地，来到故乡重庆。原来的家已经没有了，我只好去找大哥。两个哥哥已经是相当一级的干部，才分别三年，我感觉与他们形同路人。

大哥把我让进屋里，给我倒了一杯水，阴着脸问我：“你不该和父母一起去台湾，这件事搞得我和你二哥非常被动……算了，回来也好，说说你的打算！”

听了大哥的话，我的心冷了：“我只有一个目的，找到孩子的父亲！剑儿，叫舅舅！”

孩子躲在我身后，怯生生地看着眼前的人，始终不开口。

大哥看着我：“我劝你忘掉过去的事情，如今这个社会，容不下过去的污泥浊水……”

二哥觉得大哥有些过分了：“妹妹，别听他胡说八道！”

大哥觉得理亏，勉强把我安顿下来。

我悄悄对二哥说：“帮我个忙，打听余彪的下落。”

二哥还比较善良，很快就通过有关部门打听到余彪关押在渔阳，他悄悄给我办好了去渔阳的一切手续，并亲自送我母子到汽车站。

临上车前，二哥拿出几张证明和一些钱：“现在正在清匪反霸，****，这些东西你收好，千万掉不得！”

二哥眼里涌出泪光，我一狠心，抱着孩子上了车。

我带着孩子，乘车经陕西、出潼关，千辛万苦地赶到渔阳。我一下车，就向路人打听监狱所在之处，问明之后直奔监狱。

走进监狱，我向看守出示二哥为我开的证明，要求会见余彪。

不知道是二哥开的证明起了作用，还是看守动了恻隐之心，他默默看看我，再看看孩子，然后从抽屉里拿出一大串钥匙，要我跟他走。

看守用钥匙打开巷道的门，带我进入牢房。他在一间牢房面前停下，向我示意到了。他朝牢房里吼了一声：“余彪，过来，有人来看你！”

里面响起一阵铁链在水泥地上拖着发出的响声。一个人影出现在粗大的木栅栏后面，满脸的皱纹纵横交错，我凭着那双眼睛，认出他是我日夜思念的亲人。我扑了上去，两手紧紧抓住栅栏：“余彪！”

余彪惊奇地看着我，终于认出眼前的人是谁：“梅，真的是你？”

我大声地叫着：“是我！”

余彪仰天大笑：“老天待我不薄，居然在最后时刻还让我见到你！”

我惊讶了：“你什么意思？”

笑容在余彪脸上凝固了：“你来得真巧！明天一早，我就要上路，这回走了，就再也不回来了！”

我的泪如泉水般涌了出来：“天哪！这是你的孩子，余剑……”

余彪伸出手臂，**孩子的头：“鼻子和嘴像我，集合了我俩的优点……”

我对孩子说：“他就是你日夜想念的爸爸，儿子，叫爸爸！”

孩子在我的鼓励下，怯生生地喊了声：“爸爸……”

余彪紧紧咬着嘴唇，不让泪水在孩子面前流下来。站在一边监视的看守提醒我：“有话就快说，还有几分钟就结束探望了！”

我紧张地问余彪：“有什么想说的？”

余彪认真地说：“我没有死在日本人手里和倒在战场上，反而在天亮后死在噩梦中……我不后悔，毕竟做了许多有益于人民的事情，也曾经活得畅快淋漓，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可以问心无愧地离去。我最为担忧的，是你和孩子……”

我急切地说：“我已经托人去找你在信中说的那个萧寒！”

余彪苦笑地望着我：“不用找了，他现在和我关押在同一座监牢里，也被判处死刑，明天我们两个将一起上路！”

我最后一线希望破灭了，我紧紧抓住隔着我和余彪的栅栏，大声地问他：“怎么会呢？你不是说萧寒是八路军的旅作战参谋？”

办公室里，焦剑看到这里惊讶不已，不由得吼了一声，一掌拍在桌上，惊得周围的同事诧异地看着他。这儿说的萧寒，他毫不怀疑就是他在寻找的那个萧寒。他不明白的是身为八路军旅作战参谋并与日军浴血奋战的萧寒，为何被关在死牢里，还被判处死刑！他紧紧捧着稿件，迫不及待地读着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