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8章 担任参谋长后

入秋的冀中，多日雨后，天色澄蓝，风和日丽，田野丰收在望。

战事只在交通线两边，没有影响到内地的农事，农民纷纷将成熟的庄稼收获、贮藏。政府跑了，农家的税少了，支援抗日的粮食就有了。

征粮这个事还得做，则是由游击军出面了，具体方法公布后农民的反应是公平，地主老财不能转嫁他们的负担，普通农民有了实惠。

所以，由游击军主持征粮的村庄，这支抗日武装获得的支持便多，而有些地方原来的统治者还在，并且继续向百姓征粮，却都收到了自己的仓里，老百姓只能忍气吞声。

这是当时的实际情况，党组织提出扩大游击军的活动范围，加大党能控制的地区。一支队算是游击军的主力之一，但支队在高阳扩充得太快了，有三分之一的兵员来自高阳保安队和当地各阶层民众，一时都还恋家，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新兵太多，部队不够巩固，可派出的兵力不多，亦是实情。

仅是把二大队用在了这个任务上，似乎是保守了些……

但支队首长并没特别在乎，却在研究支队工作的会议上说：“口粮不愁了，有粮部队就稳，必须抓紧时间，下大力搞军事训练。”

每天各训练场热火朝天，喊声迭起，队列、射击、投弹、拼刺，各种科目都会安排。

训练科目安排属于我的职责范围，到了支队司令部后，先管的事就是这个，每天十分忙碌。司令部的工作确实繁杂，开始不摸门，田司令手把手地教我做参谋工作，比如制定训练计划，科目安排、场地分配，然后是补给分配计划，保障好才能让训练顺利进行，就这么个事。

计划制定出，便是下达命令、通知到位、监督执行、进度监视、效果评估，甚至是宿营安排和警戒布置等。啊，一开始弄得我有些焦头烂额，都是一环扣一环，真真的被“机械”了，被事务牵着走。

但我咬牙坚持，当日的工作当日毕，常常忙到深夜。大事小事都要计划好，处理好。

什么是锻炼人？我算知道咯。什么是责任？我也算是开始承担咯。对于一个不到20岁的小伙子，够意思吧？

不过，咱也是会找帮手滴。

因为自己忙不过来，请示了田司令，遂把曲效思、鲁人祥要到司令部，在作战科就有了张振威、曲效思、鲁人祥三位参谋成为我的直接助手，是支队参谋机构雏形。他们各负其责，曲效思主管计划，张振威专做监督，但也要相互配合；而鲁人祥则做统计，还负责司令部最核心机密的那部分业务。

渐渐我学会了让作战科的参谋处理具体的事务，自己则抓总，评审计划是否合理，是否有疏漏；检查监督是否到位，是否真正了解基层；并要他们三人搞成文字制度，有章可循。这样做果然有效率也有效果，是不是我挺聪明？

有了这个过程，我才了解了司令部工作的性质和范围，管理事务的能力得到提高。但都是处理具体事务，大主意由田、刘二位首长拿，我有想法得先向他们汇报，有时我自己没报告就决定了，事后想起还得去做自我批评。

首长们并未批评，有时还表扬，说我的决定不错，该自己做决定的就得有那个胆量，不能总依靠上级决策。这里面的尺度，常令我困惑，但就是狗改不了吃屎，喜欢自己做决定。擦，那时哪有时间总是请示汇报，我又不是传声筒。

部队扩大快，一、三大队的几个中队长和指导员，大多是新干部，两个月前还是士兵或是学生，没有工作经验，管理近百号人，对大家都是挑战。

田司令每天都要把大队、中队和部分排的干部召集在一起，要干部汇报本大队、本中队、本排的情况，当然我也参加，在会上对出现的问题逐一讲评，让大家讨论解决和改进办法。刘政委、杨主任也给大家讲道理，出主意，亲自找有问题的战士谈话，解决他们的思想问题，改变他们的兵痞或是散漫的作风。

两位首长用言传身教的办法教我们带兵，就好像给我们年轻干部上课，受教良多，逐渐形成了游击军干部管教部队的工作模式——既有严格的一面，又有耐心细致的特点，体现了二位首长的处事风格。

刘政委说过，尽管是挑出来的兵，但他们受旧习气影响，要改造成自觉接受**领导的抗日战士，需要各级干部在思想观念上对他们教育改造。改造人，也太难了，是我亲身体验，按照田司令、刘政委的要求，打不得，骂不得，可有什么更好的方法么？特么的，只有陪着那些孬兵练、指着他们的缺点说，一直把他们练到纪律性有了，动作标准了，旧习气去掉了；说到他们思想通了，觉悟提高了。

是不是跟打仗似的，或者比打仗更难，尤其改造那些旧军人出身的干部。

在支队部，我和尚方依旧配合默契，而且他颇为得意，一天晚上他悄悄对我说：“郭兴你来支队是对我的最大支持，你没来之前，司令、政委、副政委把我吃得死死的，孤木难支，孤掌难鸣啊！”

“只要咱们打好仗，一支队还是咱们的，现在二支队也能顾上了，三个大队有两个大队都是自己人带着，哼，队伍跑不掉的。”我这样回应。

我们的话都无原则，那么这样的说法反映了什么问题？用到山区整训时老革命说的，就是宗派主义，必须批判，把我们吓得够呛。可慢慢我看他们在这方面一样严重，是后话。

但我还是提醒了尚方，“游击军一支队的高层干部开始由年龄大且成熟的老革命担任，你看最有战斗力的一大队是由两个三十出头的干部担任，其中一个还是老革命，嗯，我估摸着咱们的使命快要结束，黄**已经给我打了招呼，你心里有数就好。”

“没关系，咱们年轻，去领导那些年长我们很多岁的人，在中国这个地方肯定遭人厌，封建嘛。来乡下我已经深有体会。”

“因为你是城里人，说话没乡下人的味道，来人家仰慕你，可扎下来，或许占了他们什么，自然小农经济意识作祟，怕你了，排挤你就不新鲜。”

“你是这样的解释，嗯，也有道理。”尚方点点头，又问：“你不会排挤我吧？”

“瞧你说的，不是仗着比我大，欺负我吧？”

此时，我们二人哈哈大笑。

这样的谈话，我们之间并不多，党性还是有些的，但要成为一个宣传中的纯粹的布尔什维克那时是没想过的，刚入党半年不能要求过多……

尚方见我从下面调了干部到司令部，搞了个作战科，他也让我调两个学生干部到政治部，说：“队伍大了，政治部的具体工作很多，都是需要文化人才能承担的，又要可靠，又要对军事和部队有了解，我可挑不来。”

我想了想，尚方说的对，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分不开的，政治干部也必须从学兵中出，对他说：“好吧，先安排两个到你手下，好用就留下，有问题再调换，我全力支持。”遂把汪知梓和陈明义送到支队政治部，一个搞宣传，一个做统计。再加上宋仲俞、舒江，他至少也有四个手下了。

高赞中是早一些被杨副政委调去的，张维晏一人搞军法亦顾不过来，队伍上违纪现象有些多，他们被破事弄得焦头烂额……

唉，自己的队伍，还是报喜不报忧吧。

1937年8月下旬，日军开始沿津浦铁路南犯，直落德州，兵锋齐鲁。

津南地区相继被日军占领，老家沧州亦面临日军进攻，受到日军肆虐的地区已是燃起抗日之火的“火药库”。爷爷捎来信，要我带队回老家发展，组织抗日政权，建立当地的抗日武装。

将队伍拉去沧州，让我们这支队伍做火种和火源，让那边的抗日之火得以燎原，这个宏图鼓舞了我和张横、王保、赵苍野、刘光信、王少书、冀国升等同乡，赵苍野迫切地说：“向上级要求，我们打回去！”

我找到田司令，把爷爷的来信交给他。

“有当地的接应，是部队发展的机会，我去与上级请求。”他读过信后对我说。

经请求，获得孟军委的批准，上级命令抗日游击军第一支队一大队向河间沧州一带发展，建立抗日组织，扩大抗日队伍。

先遣队是支队特务中队，我对王保中队长、林业国指导员说：“带上特务中队，明天随我行动，向东开拔。”

“具体去哪里？”林业国问。

“走一步看一部。”田司令嘱我先不要对部队说去的目的地，故我对王林二位干部也保密。

“支队不能在高阳久留，向东发展似是必然，参谋长你说是不是？”林业国做出了自己的判断，有点干部的味道了。

“业国，咱们好好干，干漂亮点，让那些老家伙见识见识咱们的本事。”王保给林业国打气。

“用你说！”林业国，林老师回应得干脆。

特务中队组建之初，我下辖各排的排长班长任用十分重视，亲自过问，点名调人：侦察排的正副排长由冀国升、李洪达担任，侦察班正副班长为王长韬、汪德昭，短枪班正副班长赵烽、胡子仪；1排排长严良、副排长沈建良，1班正副班长付明中、张山风，2班正副班长苏涛、楚佑堂，3班正副班长赵振海、周宗翰；2排正副排长李志杰、周方，4班正副班长胡惟元、冯玉铭，5班长正副班长刘飞、黄大亮，6班正副班长伍尚勇、庞殿堂；工辎排正副排长杜炜、杨作瑧，工兵班班长郭金章，辎重班班长杜丞运、保障班正副班长庄新民（卫生兵）、张喜（炊事兵）。

特务中队有百来人的实力，步枪、机枪全配备日式的，拉出去打仗，我有信心！

可还没走呢，那天忽然吕正操同志率领的人民自卫军来到高阳，兄弟部队会面格外亲切。

吕司令的部队原是东北军53军691团，这时脱离了国民党的指挥，接受**领导。他的部队有两千人，各方面情况比游击军强，是一支真正的力量。

吕司令曾对孟军委提出：我看游击军一支队这个队伍有前途，不妨与自卫军合并，双方交流，那双方扩大的速度会更快。

孟军委找田司令谈时，老田不干，借由党派抗日游击军到津浦线活动，不能留下。此事作罢，可如果是我带一大队，大概就被收编了。

后来，吕正操同志担任冀中军区司令员，仍是我的上级，而在高阳相见的第一面，我这个小干部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说：“小郭，你们自己拉出的一支能征善战的队伍不容易。”这是他对我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