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八旗子弟的幕落

民国元年八月，西城察院胡同，饿意像根冰锥，扎醒了镶蓝旗佐领赫舍里·文寿。

晨光穿破窗纸破洞，在炕席上投下几道惨白印记。偌大的三进宅院，七间厢房早已空荡，上月二姨娘带着紫檀梳妆台回了娘家，这月厨子老刘也走了，临走前在厨房梁上悬了麻绳，发现时已是气息全无，舌头吐得老长。文寿撑着炕沿起身，官靴底子早磨穿了，脚掌踩在青砖上，能清晰触到砖缝里的潮气。他踱到院中太平缸前，缸水浮着层绿沫，映出个穿补丁长衫的瘦影，这身长衫还是光绪三十三年的料子，那年他刚升佐领，在烤肉宛摆了三桌喜酒，何等风光。

“老爷，”管家福海佝着腰凑过来，手里捧着空托盘，声音发颤，“今儿个粮店掌柜说了，赊粮的账，再也不能欠了。”

文寿没作声，抬眼望向正房屋檐下的燕子窝，早已空空如也。去年此时，他还抱着小孙子数窝里的燕子，数到第七只时，宫里来人传旨，话很含糊，只说皇上退位了，往后的旗饷，再看情形。这“再看”，便是石沉大海，三月没发，六月没发，转眼到了八月，依旧音讯全无。

“去把书房那对钧窑笔洗取来。”文寿开口，语气平静得没一丝波澜。

福海膝盖一软，差点跪倒：“老爷！那是老太爷从恭王府求来的宝贝，是咱们赫舍里家的传家物件啊！”

“恭王府如今姓什么？”文寿打断他，语气添了几分冷硬，“快去。”

巳时，琉璃厂韫古斋。

当铺伙计捏着钧窑笔洗，拿放大镜反复端详，指甲还在釉面上轻轻刮着，半晌才开口：“民国了，前朝的旧物件不值钱，给你二十块大洋，不能再多。”

文寿的手指在袖口里狠狠掐进掌心，疼得发麻。光绪二十六年，阿玛就是用这套笔洗，从端郡王府换回一匹青海骢，那时何等意气风发。“加点，”他声音干涩沙哑，“至少要够家里三个月的嚼谷。”

伙计瞥了眼他的腰间，原本挂玉佩的地方，只剩根褪色丝绦，显然是山穷水尽了。“二十五块，这是顶价。”伙计顿了顿，又补了句，“您要是愿意，后院有批宫里流出来的绣品，掌柜说能帮您寄卖，多少能换几个零钱。”

文寿抓起桌上的银元，转身就走。银元碰撞的声响，在耳边格外刺耳，像当年在箭亭比武脱靶时，周遭响起的哄笑声，难堪又屈辱。路过张一元茶庄，里头传来评书先生的声线，正讲着曹孟德挟天子以令诸侯，他慌忙加快脚步，长衫下摆却被人死死拽住。

“文寿爷！求您行行好！”是个穿破号衣的老旗兵，跪在街沿上，额头抵着青砖，“我闺女发热三天了，没钱请大夫啊！”

文寿摸出一块银元，思忖片刻，又摸出一块递过去。老旗兵磕头的声响，沉闷厚重，比银元落地还要震心。

午时，羊肉胡同口。

正白旗马甲兵阿克敦，正弓着背拉洋车。两根车把压得他锁骨生疼，脊背弯得像张弓。车上坐着个穿西装的男人，膝盖上摊着份《顺天时报》，头条赫然印着袁领导会见日本公使的新闻。“快点！”男人用文明杖敲着车杠，语气不耐烦，“赶两点钟的火车，误了事唯你是问！”

阿克敦咬着牙发力，脚步迈得更快。汗水淌进眼里，模糊了眼前的街景，这条胡同，他从前骑马来过十七次，每次都是去领旗饷。那时他身着崭新号衣，马蹄踏在青石板上，脆响悦耳，沿街小贩都恭恭敬敬喊他一声阿克敦爷。

“停！”西装男人突然厉声喊停。

车还没稳住，男人便纵身跳下来，对着路边的电线杆大吐特吐，中午在东兴楼喝的茅台，吐了一地狼藉。他掏出手帕擦嘴时，瞥见阿克敦腰间挂着的空刀鞘，刀早就当了换粮了。“哟，原来是旗人爷们儿！”男人带着满身酒气嗤笑，“你们的皇上没了，滋味不好受吧？”

阿克敦盯着地上秽物里泡着的报纸碎片，“袁领导”四个字正被水渍慢慢晕开，模糊不清。“两块大洋，车钱。”他伸出手，声音低沉。

男人扔过来三块银元，其中一块滚进了阴沟。阿克敦立刻趴在地上，伸手去够，身后传来男人远去的笑声，带着讥讽：“早该让你们尝尝这般苦头，也算报应！”

未时，清吟茶馆后院。

前清三等侍卫荣庆，正扯着嗓子唱《挑滑车》。没有行头，没有胡琴伴奏，就凭着一腔沙哑的嗓音，吼出“只见那番营蝼蚁似海潮”。他闭着眼，手指在破桌面上敲着板眼，唱到“叹英雄失智入罗网”时，两行热泪，悄然滚落。

“好嗓子！”角落里有人喝彩，扔过来几个铜子，落在桌上叮当作响。

荣庆睁开眼，看见茶馆老板在门口使眼色，提醒他该换曲子了。他抹了把脸，转而唱起《乌盆记》，这是他新近学的汉戏，唱的是冤魂告状，字字句句，满是悲戚。

唱到“可怜我魂飘荡”时，后院门帘一掀，文寿走了进来。两个旗人四目相对，千言万语堵在喉头，谁也没先开口。良久，文寿从怀里摸出一块银元，放在条凳上，低声道：“阿克敦在外面拉洋车，挣口饭吃。”

荣庆的戏词卡在喉咙里，再也唱不下去。他想起去年腊月，他们在护军营领完恩赏，一起去白魁老号吃烧羊肉，阿克敦那时意气风发，说开春就要娶安定门外的姑娘，往后日子安稳顺遂。“崇文门税关在招人，”文寿声音更低，“要懂满汉文的，你去试试吧。”

荣庆惨笑一声，眼里满是不甘与屈辱：“我阿玛是咸丰爷亲点的头等侍卫，我荣庆好歹是前清侍卫，岂能去给汉人税吏磨墨打杂？”

“不愿去，那就饿死。”文寿转身要走，语气里带着恨铁不成钢的痛惜，“饿死倒干净，省得丢了祖宗的脸面！”

申时，清吟茶馆大堂。

七八个老旗人围坐一桌，桌上摆着一壶高末茶，茶壶破了个口，用棉线草草绑着，茶水淡得近乎无色。“听说南边的孙文，又要起事了。”说话的是前清吏部笔帖式，如今没了差事，靠给人代写书信糊口。

“起事又能如何？”有人冷笑一声，“袁宫保手里有二十万北洋军，难道是吃素的？”

“可《约法》里写着，共和立国，人人平等啊。”有人小声辩驳，语气里带着几分希冀。

“平等？”角落里闷头喝酒的老头突然抬头，红着眼眶拍了桌子，他是正黄旗世袭佐领，上个月把祖传的珊瑚顶子当了换粮，“袁宫保住办公地，锦衣玉食，咱们在这儿喝淡得没味的高末，这叫平等？”

满桌瞬间寂静，只剩老头喉咙里发出的咕噜声，像烧开的沸水，满是愤懑。“要我说，”老头眼睛通红，酒劲上头，嗓门愈发大，“袁宫保就是曹孟德！从前挟天子，如今天子没了，他就挟着共和的名头，干的是王莽篡汉的勾当！”

有人慌忙去捂他的嘴，生怕惹祸上身。老头甩开手，接着嚷：“当年他在小站练兵，还是我二叔保举的他！现在呢？他顿顿鱼翅海参，咱们却连**面粥都喝不上稠的，忘恩负义！”

门帘猛地被掀开，两个穿黑警服的人走了进来，腰间别着警棍，神色威严。“刚才是谁在这里喧哗闹事？”高个子警察扫视全场，声音冷硬。

满室鸦雀无声，没人敢应声。唯有老头还在低声嘟囔，嘴里反复念着忘恩负义。警察走到老头面前，警棍在掌心轻轻敲着，语气带着警告：“老人家，如今是民国了，说话可得当心分寸，乱说话是要吃官司的。”

“我没乱说话！”老头梗着脖子瞪眼，话锋一转，“我说袁宫保是忠臣，是大大的忠臣！”

“得，您老明白事理就好。”矮个子警察笑了，临走时，顺手把桌上半包哈德门香烟揣进了兜里。

警察走后，众人总算松了口气。老头却突然趴在桌上，肩膀开始**，起初是低声呜咽，渐渐变成撕心裂肺的嚎哭，像受伤的孤狼，在绝境里悲鸣。

文寿坐在最远的角落，手里攥着那几块银元，银元的边齿硌得掌心生疼，渗出血丝。他看着满屋子的人，从前都是旗营里呼风唤雨的爷们，如今一个个垂头蜷着，蔫得像霜打的茄子，满心悲凉。

窗外传来报童的叫卖声，清脆又刺耳：“看报看报！南京成立国民党，孙文当选理事长！”

没人起身去买报，人人都低着头，满心茫然。老头哭累了，抬起布满泪痕的脸，哑着嗓子问：“你们说，皇上在紫禁城里，能喝得上热粥吗？”

这话一出，满室更静，没人敢接，也没人能答。

暮色渐渐漫进茶馆，众人陆续散去。文寿是最后一个走的，他看见跑堂的擦拭老头坐过的桌子，桌上有一滩水渍，分不清是茶水，还是老头落下的眼泪。

走到胡同口，看见阿克敦蹲在墙根下，一枚枚数着铜子，数完一遍，又数一遍，生怕数错。“钱够吗？”文寿轻声问。

阿克敦抬头，眼里一片空洞，声音发颤：“还差三吊，大夫说，再凑不齐药钱，我娘熬不过中秋了。”

文寿把怀里所有银元都掏出来，塞进他手里。阿克敦双腿一软就要下跪，被文寿死死拽住。“记着，”文寿声音发颤，字字千钧，“咱们旗人，穷可以，贱可以，但膝盖，绝不能软！”

这话，像是说给阿克敦听，又像是说给自己听。阿克敦捏着银元，转身狂奔而去，背影在暮色里越来越小，渐渐消失不见。

文寿慢慢往家走，路过从前的箭亭，如今门口挂着京师工艺传习所的牌子，里头传出机器运转的声响，嘈杂刺耳。他站在原地，久久未动，直到街边的洋电灯一盏盏亮起。

这灯，不是大清的气死风灯了，是洋人的电灯，亮得刺眼，把街上的青石板照得一清二楚，也把每个人脸上的皱纹、窘迫与茫然，都照得明明白白，像刻上去的刀痕，抹不掉，擦不去。

他忽然想起老太爷临终前的叮嘱，老太爷握着他的手说，咱们赫舍里家，从龙入关二百六十八年，世代忠勇，往后没了旗饷，日子难了，得靠真本事活下去。

真本事。文寿苦笑，他今年四十岁，这辈子除了射箭、骑马、写满文折子，什么也不会。

路灯下，他的影子被拉得很长很长，像一条褪色的黄带子，拖在民国元年的青石板路上，沉重得拖不动，却又舍不得丢弃。

远处传来梆子声，一声一声，敲得人心头发沉。二更了。

紫禁城的大门，早就关上了，再也不会为他们这些旗人，敞开了。

【下章预告】

北京旗人在温饱线上苦苦挣扎时，南京的国民党正顶着陶成章被刺的阴霾，悄然重组。宋教仁抱着一摞议会政治演讲稿，登上北上的火车，胸中满是救亡图存的热忱。而上海租界的暗室里，陈其美正清点着新到的德制手枪，寒光凛冽。南方理想主义者的热血，终将撞上北方枪杆子铸就的冰冷现实，一场风暴，正在悄然酝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