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流亡

民国二年九月十五日，上海汇山码头。

清晨五点，黄浦江裹在雾里，像一幅浸了水的水墨画。“云丸号”客轮靠在三号泊位，烟囱冒着淡烟。栈桥上，一群人默默登船——有穿西装的，有穿长衫的，还有几个穿着洗得发白的军装，肩章都摘了。

孙文站在舷梯前，最后回望了一眼上海滩。

外滩的建筑在雾中若隐若现，海关大楼的钟还没响。码头上除了搬运工，只有几个便衣在远处徘徊，拿着相机却不拍，只冷冷望着这边。

“先生，该上船了。”陈其美低声催促。这位曾经的沪军都督，如今眼窝深陷，胡子拉碴，袖口沾着污渍。

孙文点点头，转身踏上舷梯。木板吱呀作响，每上一级，就离岸边远一步。

他能感觉到背后那些目光——有同情，有惋惜，也有冷漠。三个月前，他南下经过上海时，码头上还是万人空巷。学生们举着“共和万岁”的标语，商会代表送上花篮，记者们争相提问。那时他说：“此次南下，只为调停南北误会，绝不愿再见刀兵。”

言犹在耳。

如今南方的军队垮了，江西、安徽、广东、湖南……各省那些曾通电“讨袁”的都督，不是逃亡就是投降。南京陷落那天的消息传来时，他正在租界里与日本友人会谈。电报很简单：“城破，克强下落不明。速离。”

他没有哭，甚至没有表现出惊讶。只是静静坐了十分钟，然后开始收拾行李。

二十年的革命生涯，这是第二次流亡了。

船舱里弥漫着烟草、汗水和海水的咸腥味。三十几个男人挤在二等舱的通铺间，大多数沉默着，只有几个年轻人在低声交谈。

“李都督到！”门口有人轻唤。

所有人都站起身。李烈钧走进来，这位曾经的江西都督、讨袁军总司令，如今穿着一身不合体的粗布长衫，头发剃得很短。他左臂吊着绷带——南京突围时中的流弹，子弹取出来了，伤口还在发炎。

“各位……”李烈钧开口，声音沙哑，“李某无能，连累诸君了。”

舱里一片寂静。有个年轻人突然哭出声，很快被旁边的人捂住嘴。

“协和兄不必如此。”孙文走上前，扶李烈钧坐下，“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在日本重整旗鼓，来日方长。”

这话说得很平静，但舱里没人真的相信。来日方长？袁世凯现在掌控着北洋六镇精锐，南方各省的军队非降即散。所谓的“二次革命”，从七月十二日李烈钧在湖口起兵，到九月二日南京陷落，前后不到两个月就烟消云散。

比第一次推翻清廷快得多。

“孙先生，”角落里一个穿西装的中年人开口，他是原安徽都督柏文蔚的参谋长，“咱们这次去日本，日本方面……会是什么态度？”

这是个敏感问题。所有人都看向孙文。

“我已与日本友人沟通，”孙文缓缓说，“日方表示，我等可作为政治侨民暂居。但有一条——”他顿了顿，“不可在日本领土上进行反对**的公开活动。”

舱里响起压抑的议论声。

“这是要我们当哑巴？”有人愤愤道。

“能收留就不错了。”陈其美冷冷道，“英法美各国公使馆，哪个不是大门紧闭？租界工部局昨天还发了通告，说‘不许任何政治团体在租界内集会’。”

残酷的现实摆在面前：袁世凯赢了，赢得彻底。如今欧美列强都承认他是中国唯一的合法当政者，五国银行团的借款已经到位，北洋军第一次把势力伸到了长江流域。在这个节骨眼上，没人会为了一群失败者得罪北京。

“其实……”黄兴的声音从门口传来。

所有人都转过头。这位南京保卫战的总指挥，失踪了十三天后，终于出现在上海。他比在南京时瘦了一圈，脸上有道新添的伤疤，从眉骨划到颧骨。

“名轸！”孙文快步上前，握住他的手，“你还活着……”

“活着。”黄兴笑得很苦，“冯国璋放了我一马。他说：‘黄兄，你我就此别过。下次战场相见，恐怕就不会这么客气了。’”

他在孙文身边坐下，接过旁人递来的水杯，手却在微微发抖：“南京城里……我对不起那些弟兄。第八师散了，第三师被打残，最后跟我突围出来的不到五百人。”

“不是你的错。”孙文按住他的手。

“是我的错。”黄兴抬起头，眼睛里布满血丝，“我就不该打这场仗。袁世凯兵多将广，咱们手里那点队伍，一没装备二没训练，凭什么跟北洋军打阵地战？我早该知道……”

他哽住了，说不下去。

舱里只剩下轮船引擎低沉的轰鸣声，还有江水拍打船身的声音。

上午八点，“云丸号”拉响汽笛，缓缓驶离码头。

孙文站在甲板栏杆边，看着岸线渐渐远去。外滩的建筑慢慢缩小，最后变成一排模糊的积木。有海鸥在船尾盘旋，发出凄厉的鸣叫。

“想起什么了？”黄兴走到他身边。

“想起光绪二十一年。”孙文望着海面，“我第一次流亡日本，那年二十九岁。广州起义失败，清廷悬赏一千两银子要我的脑袋。从香港上船时，也是这样早晨，这样大雾。”

他顿了顿：“那时我想，三年，最多五年，一定能推翻满清。”

“结果用了十六年。”黄兴接话。

“是啊，十六年。”孙文轻轻叹气，“现在呢？这次要用多久？”

没人能回答。

甲板另一头，一群年轻人聚在一起低声讨论。孙文认出其中几个——有在东京加入同盟会的留学生，有参加过武昌首义的军校生，都是在这次失败后选择流亡的。

“……关键是发动群众。”一个戴眼镜的青年说，“袁世凯靠的是北洋军，咱们就得靠老百姓。像湖南那些农民，被捐税逼得活不下去，只要有人组织……”

“说得容易。”另一个年纪稍大的打断他，“湖南都督谭延闿已经通电拥护**了。咱们现在连立足之地都没有，拿什么组织？”

“所以要去日本学习！”眼镜青年激动起来，“日本明治维新怎么成功的？就是有一批志士在海外学习，然后回来……”

“然后回来继续失败？”有人冷冷道。

争论声低了下去，变成压抑的沉默。

孙文移开目光。他理解这些年轻人的苦闷和彷徨，就像理解当年的自己。但有些话，他现在不能说——比如，这次失败暴露出的问题，远不止军事上的差距。

是人心。

“二次革命”的口号是“保卫共和”，可真正响应的有几个省？大多数都督都在观望，看哪边赢面大。普通百姓更不用说，南京被围时，城里百姓想的是怎么逃命，不是怎么守城。所谓的“共和”，对四万万中国人来说，还是个太遥远的概念。

比皇帝遥远得多。

“先生，”陈其美悄声走过来，“收到北京的消息了。”

“说。”

“袁世凯今天发布通电，宣布‘平定叛乱’。下令通缉您、名轸兄、协和兄等十三人，悬赏金额……”陈其美犹豫了一下，“您的脑袋，十万银元。”

孙文笑了：“涨价了。清廷当年才出一千两。”

“还有，”陈其美声音更低，“国会那边……国民党籍议员三百多人，昨天集体辞去议员席位。剩下的人，恐怕很快会通过《正式元首选举法》。”

这话像一块冰，掉进甲板上的沉默里。

按照《临时约法》，应该先制定宪法，再根据宪法选举。但如今国民党人垮了，国会议员作鸟兽散，袁世凯完全可以操纵剩下的议员，先选自己当国家元首，再搞一部符合他心意的元首宪法。

游戏规则要改了。

“对了，”陈其美想起什么，“宋教仁案……上海地方检察厅今天宣布，因证据不足，撤销对洪述祖、赵秉钧的起诉。”

黄兴猛地握紧栏杆，指节发白。

宋教仁，那个三个月前还跟他们一起讨论国会策略的年轻人，那个坚信可以用议会斗争制约袁世凯的理想主义者。他死了，死于一场至今真相成谜的刺杀。而现在，连司法上的追查也要终止了。

“这就是现实。”孙文轻声说，不知是说给黄兴听，还是说给自己听，“赢了的人，可以改写一切。法律、历史、真相。”

海风大了起来，吹乱了他的头发。这位四十七岁的革命领袖望着越来越开阔的海面，忽然想起宋教仁遇刺前写给他的最后一封信：

“先生海外经验丰富，当知革命非一朝一夕之功。若事不顺，不妨再作远游，以待时机。中国太大，旧势力太深，恐非一次共和可根治。”

现在他明白了。宋教仁早看出了问题所在——这个国家四千年帝制浸透的土壤，不是一面五色旗就能改变的。袁世凯能赢，不是因为他有多高明，而是因为他代表着这片土壤里最熟悉的东西：强权、军队、官僚、乡绅……所有这些旧时代的力量，如今都集结在那面五色旗下。

而他们这些革命者，手里有什么？一些理想，一些口号，一些从外国学来的制度蓝图。

还有流亡的船票。

傍晚时分，船出长江口，进入东海。

海面变成深蓝色，夕阳把云层染成血红。大多数人回舱休息了，甲板上只剩下孙文和黄兴。

“接下来怎么打算？”黄兴问。

“先去东京。”孙文说，“我在那里还有些老朋友。然后……我想去欧美走走。看看这共和制度，在它的发源地到底是怎么运行的。咱们可能学得太急，学得走样了。”

“你是说……”

“我是说，”孙文转身看着他，“也许我们错了。不是目标错了，是方法错了。以为推翻皇帝、建立国会，中国就能变成美利坚。可你看看，袁世凯今天做的，和皇帝有什么区别？国会成了摆设，宪法成了废纸，军队还是私家的军队。”

他顿了顿，声音里透出深深的疲惫：“名轸，咱们得想想了。革命的路，是不是不该这么走。”

黄兴沉默了很久。最后他说：“那该怎么走？”

孙文望向西边，大陆的方向已经隐没在海平面下。

“不知道。”他诚实地说，“但我有预感，这次流亡……会比上次长得多。”

汽笛再次拉响，悠长而苍凉。

船向着东方驶去，背对着正在沉入黑暗的大陆。甲板上的两个身影越来越小，最后融进暮色里。

而就在同一时刻，北京居仁堂内，袁世凯正举行庆功宴。北洋将领们举杯高呼“元首万岁”，笑声透过雕花窗棂，飘进秋天的夜空。

民国二年秋天的这场流亡，就这样悄无声息地开始。没有人知道，这群在失败中离开的人，将用怎样的方式归来。更没有人知道，当他们归来时，这个国家会变成什么模样。

“云丸号”的航迹在海面上渐渐消散，如同从未出现过。

[下章预告：北京城里的庆功宴还未散去，一场精心策划的“选举”已拉开帷幕。失去国民党人制衡的国会，将成为袁世凯登顶正式大**的最后一阶台阶。而关于“宪法”与“权力”的博弈，将以最**的方式上演。】